黄帝陵

　　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突飞猛进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，衣食住行等等方面，都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。
　　衣服的起源，其根本原因是出于实用。在寒带和温带地区，人类曾以兽皮裹身以防御寒冷，保护身体。在热带，人类为了防御烈日的照射、风雨的袭击，“也采取一些措施尽力保护自己的身体。通常是披盖树叶、树皮，在身上绘些花纹等。在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里，已经出土骨针。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出土有骨锥。这些工具说明当时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群已经掌握了缝纫技术。可以推断，大约在旧石器中期，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赤身露体的状态，过着食肉衣皮的生活了。
　　到了新石器时代，骨针、骨锥大量使用，纺轮也很流行，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原始织机的零件。当时的衣料基本上分两大类：一种是植物类，有草叶、树叶、树皮以及植物加工品，一种是动物类，有兽皮、毛、鸟羽等。衣服的式样，也有一些花样，简陋的一般是一件完整的兽皮，复杂一些的是把兽皮中央穿一个洞，或者在兽皮一端切成一个凹口，称为头衣或斗篷。
　　在传说中，衣服的制作与农业的发明属于同一时代。《商君书·画策》说：“神农之世，男耕而食，妇织而衣”，《吕氏春秋·爱类》也说：
　　神农之教曰：“士有当年不耕者，则天下或受其饥矣；女有当年不绩者，则天下或受其寒矣。”故夫亲耕，妻亲绩，所以见致民利也。
　　这就是中国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起源。
　　到黄帝时代，开始有了麻布衣服，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说：“伯余之初作衣也，緂麻索缕，手经指挂，其成犹网罗。”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不少印有布纹的陶片或陶钵，经专家鉴定属于麻布，每厘米经纬约10根左右，稀疏程度确如网罗。吴县草鞋山遗址也有葛布出土。这些都说明当时除穿兽皮以外，已经大量穿戴葛麻衣服并有了冠冕。黄帝时代还出现了更高档次的丝织衣服。《通鉴外纪》说：“西陵氏之女嫘祖，为黄帝元妃，始教民育蚕，治丝茧以供衣服，后世祭为先蚕。”这是说黄帝时代已经饲养家蚕，并缫丝织布做衣服。在中原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家蚕茧和陶塑的家蚕蛹，在江南相当仰韶晚期的良渚文化中，发现了丝带和丝织品的绢。
　　衣服成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。
　　黄帝时代在衣饰上的重要改造是发明了“衣”和“裳”。《释名·释衣服》云：“凡服上曰衣。……下曰裳。”《尚书大传·略说》：“黄帝始……垂衣裳。”《世本》说：“伯余作衣裳”、“胡曹作冕衣”，宋衷注：伯余、胡曹皆黄帝臣。《云笈七籖》卷一《轩辕本纪》说：“(黄帝时)，有臣胡曹造衣，臣伯余造裳。”《易·系辞下》“黄帝垂衣裳”孔颖达疏说：
　　黄帝制其初，尧舜成其末，垂衣裳者，以前衣皮，其制短小，今衣丝麻布帛，所制衣裳其制长大，故云垂衣裳也。
　　不管是黄帝还是他的大臣作衣裳，都告诉我们，黄帝时代已有上衣下裳的服装。上衣下裳这种衣服制作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，成为我们的先民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。《礼记·王制》上说：“东方曰夷，被发文身；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；西方曰戎，被发衣皮；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。”这是以衣服的有无作为区别夷夏即野蛮与文明的重要标准，所谓“中国有礼仪之大，故称夏，有服章之美，故称华”(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孔疏)。
　　黄帝时代衣裳还服务于一定的等级观念。《易·系辞下》说：“黄帝……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坤”，孔颖达疏：“取诸乾坤者，衣裳辨贵贱，乾坤上下殊体，故云取诸乾坤也。”《白虎通义·衣裳》说：“圣人所以制衣服何?以为絺綌蔽形，表德劝善，别尊卑也。”《物原》称：“伏羲作裘，轩辕臣胡曹作衣，伯余为裳，因染彩以表贵贱，舜始制衮及黻深衣，禹作襦裤。”《路史·疏仡纪·黄帝》篇说黄帝“法乾坤以正衣裳”。黄帝将衣服的发明和使用与天尊地卑的取象联系起来，因而黄帝使服饰服务于社会政治，他改变了原有的服饰观念。所谓别尊卑，表贵贱，标志不同人的社会地位。
　　黄帝还是冠冕的发明者，《尚书大传·略说》说：“黄帝始制冠冕。”《风俗通义·皇霸》：“黄帝始制冠冕。”《世本》说：“黄帝作旃冕。”冠冕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。可见黄帝在用衣服区别尊卑时，不但局限在衣服本身，而且还包括了冠冕以及其他装饰品。黄帝发明服饰还往往象征性地表达其他一些观念，如《世本》说：“黄帝作冕。垂旒，目不邪视也；充纩，耳不听谗言也。”
　　人类在学会使用火以前，对食物是生吞活剥的，既生吃植物，也生吃兽肉、鲜鱼。知道用火以后，熟食也是有限的，主要是烧和烤。有时将食物用泥土包起来，放在火中烤干，此种方法古称炮。《礼记·内则》郑玄注：“以土涂生物，炮而食之。”利用石板烘烤食物也是较早的发明。《礼记·礼运》注：“中古未有釜甑，释米捋肉，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。”《古史考》：“加物于燧石之上食之。”
　　煮食方法比烧、烤方法出现要晚。在陶器发明以前，人类的煮食方法已经有石烹法，即先在木制或树皮器皿里盛上水和食物，同时把一些石块烧红，接着把炽热的石块投入水中，使水沸腾，从而把食物煮烧。人类学会制陶以后，陶器就成了主要的炊煮工具，煮食方法也普遍化了。一般都是以夹砂陶器为炊具，它耐火烧，不易破裂，传热又快。
　　农业技术的进步，促进了谷物加工与熟食器具的制作。黄帝时代在业已发展的煮食习惯基础上，对煮食方法做了较大的改进。在食的方面，根据古代文献，如《周易· 系辞下》：“黄帝……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臼杵之利，万民以济。”《云笈七籤·轩辕本纪》：“(黄)帝作灶。”《古史考》：“黄帝始蒸谷为饭，烹谷为粥。黄帝作釜甑。”他对食物原料进行加工，这就是他“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”，发明了谷物加工的重要器具。关于杵臼的发明，文献记载中也有差异。《世本》称“雍父作杵臼”，宋衷注：“雍父，黄帝臣也。”此外，还有两说，一说是《吕氏春秋·勿躬》：“赤冀作臼”，二是桓谭《新论》则有“伏羲制杵臼之利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六二引)。“赤冀”为何人，缺乏考察资料，“伏羲”时代农业尚在原始阶段，“制杵臼”大概太早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》注云：“黄帝臣雍父作杵臼”，显然采取了《世本》与宋衷的说法。黄帝时代，农业的发展，引起了饮食的重大变化，粮食成了最主要的食物，黄帝发明杵臼，有了对粮食进行去皮加工的技术，这就是所谓“舂”。《说文》：“舂，捣粟也……持杵以临臼，……古者雍父初作舂”，《世本》亦称“雍父作舂”，《黄帝内传》：“帝斩蚩尤，因作杵臼，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以火坚之，使民舂粟”。甲骨文中的“舂”字是一个人用两手持杵临臼捣米之形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，石杵的发现极为普遍，如仰韶村、西安半坡，皆发现有磨制的环舂。
　　黄帝又发明了一种新式的火灶。在黄帝以前，固定的火塘已经出现，人们煮食物时，通常把炊具放置在热灰中或篝火旁煨煮。黄帝作灶，是在原有火塘基础上，制造陶灶，它可以自由移动，火力比较集中，便于架置炊具。黄帝还发明了陶甑。甑是利用沸水升发的蒸汽蒸食物的器具。正由于黄帝发明了陶灶，比较好地利用了火力，乃使蒸食物的方法普遍化。可见，黄帝对于改进人类的饮食方式确实起了巨大作用。
　　黄帝时代陶制饮食器具在考古上已经有许多文物可以证明。1981年，在河南荥阳县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了一件夹砂红陶的三足覆盆器，据学者们研究，认为这是一种用于火上烧烤的器物，是烙饼的炊具，并命名为“陶鏊”。这种陶鏊在中原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较普遍地分布着，在年代上，以磁山遗址为最早，可能也就起源在这里。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布发展，“从覆盆状陶鏖传播方向看，基本上与史料中炎黄氏族迁徙路线及势力范围吻合”(张松林：《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鏖初考》，《中原文物》，1997午第3期)。中原地区还有陶罐、陶鼎等炊具。陶罐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主要炊具。这种陶罐的残片，在遗址里最常见，可以说俯拾即是。在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的墓葬中，出土了2件陶罐，一件内有两只完整的鸡骨架，一件内有两条鱼骨架，说明陶罐可以烹煮肉类，自然也可以用来煮饭，用野菜做成羹汤(周本雄：《宝鸡北首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动物骨骸》，《宝鸡北首岭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48页)。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等遗址中发现一种陶灶，器身约高12厘米，前有火门，底部有三条矮足，口部下有三个凸钮，可以把炊器置于其上。与此相似的陶灶，在濮阳西水坡、磁县下潘汪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。到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，对仰韶文化的陶灶加以全面改造，磁县发现的圆桶形的灶，在近口部处有四个相对称的圆形或椭圆形的灶眼，当是通风和排烟的孔道，底部一侧有一个灶门，灶身高约30厘米左右，口径约20厘米左右。这种陶灶，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。
　　住所是人们休息的地方，也是防御野兽侵袭、保护火种和进行炊事的场所。远古人民的居住，最早是“穴居野处”或“暮栖枝上”。自然界中天然的山洞、树洞就是他们的栖息之所。北京周口店、山顶洞遗址就是早期穴居的见证。在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，由于天然岩洞较多，穴居习惯延续很久。人们先是在树上临时栖息，后来“有巢氏”构木为巢，人们“依树积木，以居其上，名曰‘干兰’”(《魏书·僚》)。
　　早期人类只能利用天然住所。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增强，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，人类就营建起人工住所了。最古老的人工居所，是一面坡式风篱，进而发展为“人”字形窝棚，用两排木桩，将顶部连接起来，外面盖上树皮或树枝，前后留门。也可以后边封死，前面留门。由于人们最初不定居，经常改变住地，人工住所很简单。当农业产生和发展，人们开始定居生活，住所固定化了，建筑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　　北方流行土木结构建筑。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有—种圆形房子，多在平地上建起，中间为火塘，其附近有四至六根柱子，房四周皆有柱洞。面积为15—20平方米。此外还有方形房子，面积也在20平方米左右。而南方则流行干栏建筑。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木构件，发掘报告称，至少有三排(栋)建筑，一般是下部打木桩，形成架空的房基，桩上为横木，铺有木板，人居上面。其上为立柱，有大、小梁。
　　《周易·系辞下》称：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。”这一段文字，为“黄帝尧舜垂衣裳”以后的九事之一，所以这里的“后世圣人”自应指黄帝言。汉代以后的学者，都已肯定地认为黄帝是宫室的制作人，陆贾《新语》：“天下人民，野居穴处，未有室屋，则与禽兽同域。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，筑作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避风雨”，《白虎通义》：“黄帝作宫室，以避寒暑，此宫室之始也”，其后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、罗泌《路史》、胡宏《皇王大纪》、高承《事物纪原》，都将宫室的发明归之于黄帝。
　　黄帝时代以前早已有居住建筑，为什么又说“黄帝作宫室”呢?这是因为黄帝时代的居住建筑有一个质的发展。黄帝在北方土木结构的住室习惯上，将住室进行分室建筑。在黄帝以前，村落已有一定布局，如半坡、姜寨遗址，中央是广场，四周有很多房屋环绕。但各独立的房屋内部则不分间。而黄帝对原有住室进行改进，实行分室分间。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黄帝时代，人们营造房子有半地穴式，有地面建筑，有圆形房子，也有方形房子，房屋结构有单间、套间或单间排房。营建房子已经会立架梁，墙壁是木骨泥墙，室内一明两暗。这种建筑模式，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，它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。 
　　2002年在河南省灵宝市发现一座建筑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基础。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中国传统的廊回式古典建筑。该房基设汁准确，气势宏伟，在时间总跨度约2000年的整个仰韶文化中所见面积最大、结构最为复杂、规格最高。显然这不是普通的民居型房屋而具有殿堂性质，专家认为它将使人们对距今约55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中期(与黄帝时代约同时)建筑技术成就、居住形式、生产力水平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。该房基位于灵宝市铸鼎原一带西坡遗址的西北部，整个基址坐西面东，室内使用面积204平方米，建筑面积516平方米。它以弧角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，四周围以回廊、斜坡式门道伸出回廊外，近门口处有一火塘。排列有序的柱洞30个，墙壁柱洞37个，门道两侧也发现柱洞13个。布局井然有序，主次分明，形成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整体，专家由此推测此屋为四面坡式建筑(据新华网记者桂娟、刘雅鸣2002年2月7日在郑州报道)。 
　　关于行,《易·系辞下》载：“黄帝……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”。《古史考》：“黄帝作车，引重致远。”《路史·前纪七》：“轩辕氏作，于空桑之北，绍物开智，见转风之蓬不已者，于是作制乘车。”《拾遗记》：“轩辕变乘桴以作舟楫。”
　　舟车的起源，《墨子·节用》上有这样的说法：
　　车为服重致远，乘之则安，引之则利，安以不伤人，利以速至，此车之利也。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，于是利为舟楫，足以将之则止。虽上者三公诸侯至，舟楫不易，津人不饰，此舟之利也。 
　　这就是说舟楫的发明是基于远古人们克服交通障碍、互相交流的需要。
　　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，原始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都是徒步行走。最古老的交通工具是木棍，它不仅是采集狩猎的工具，也是人们行走时的拐杖和背扛物品的工具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谋于长者，必操几杖以从之。”木杖就是由棍棒发展来的。搬运较重的物品，人类最初往往把圆木柱垫在重物之下，借其滚动而移动，但是这种办法阻力大，垫木要多。
　　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说：黄帝“见飞蓬转而知为车，……以类取之”，《古今图书集成·考工典·车舆部》：“黄帝有熊氏始见转蓬而制车”，黄帝看到风蓬之旋转而发明了车。实际上是黄帝在人们用圆柱滚动重物的基础上，改垫为轴，再在两旁安上轮子，最初的车轮和轴是固定的，轴与车辕之间有一个滑动的槽，车身有辕和轩。《路史·前纪七》就说：“横木为轩，直木为辕，以尊太上，故名轩辕氏。”黄帝因为发明了车而闻名于世，人们遂以轩辕氏来称呼车辆的发明者。因此，《通考·氏族略》说：“古之得姓受氏者，有以技为氏，以事为氏。”这就是说，“轩辕”就如同有巢、燧人、神农这些称呼一样，是为了纪念发明或发现者的称呼。车的发明是人类生活的巨大进步，也为黄帝治理天下提供了条件。
　　原始人砍倒树木横跨小河两岸，便可踏木过河，这就是独木桥。在较浅的河水里，放置若干石块，人们踏石而过，这是最古老的石桥。在较大的河流上，也可用木杆纵横交错，搭成木拱桥。在水急地险的地方，人们发明一种溜索桥。除桥以外，原始人还能够借助一定的工具，泅渡葫芦是人类最早的泅渡工具之一。一般是在身上拴个葫芦，就能巧渡江河了。《周易·泰卦》九二爻辞说：“包(匏)荒，用冯河，不遐遗朋，弗亡(忘)，得尚(赏)于中行。”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，而浮于江湖。”司马彪说：“樽如酒器，缚之于身，浮于江湖，可以自渡。”可知上古的人们凭借一只葫芦渡过大河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。人们还结合树木和泅渡方法，很早以前人们将漂浮在水面上的树木并排地拴在一起，就成了木筏。大筏或竹筏的出现既加大了安全系数，又增强了渡河的灵活性。
　　我国古代关于舟的发明，说法纷纷，而最多的则仍然是黄帝。除了前面所引，还有《淮甫子·说山训》说：黄帝“见窾木浮而知为舟，……以类取之。”黄帝发明舟楫，就是在以前渡河经验的基础上，选择一段粗大的树干，先用火烧去中间部分，然后用石斧砍制成形，制成独木舟的样子，然后又用火烤制木桨。舟楫的制造使得古人的水路交通更为便利。 

黄帝陵志/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.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.3